卢俊|高二适笔墨精神：文化的嗣续与回响——评曹洋新作《先生，高二适》

高二适笔墨精神：文化的嗣续与回响

——评曹洋新作《先生，高二适》

□ 卢俊

今年是“兰亭论辩”爆发六十周年，回眸这一文化大事，必然聚焦于高二适先生。在20世纪书法的浩渺星河中，于右任雄浑大气，高二适骨鲠刚正，谢无量超逸出尘，白蕉灵秀雅致，他们以各自独特的艺术风貌，在传统与创新的交融处熠熠生辉。回顾书法史，真正被历史铭记的大家，绝非仅靠笔墨技巧，而是将深厚文化底蕴融入笔端、在传承中实现精神升华的探索者。然而书法界和学术界对高二适的低估甚或忽视，使其如被浮云遮蔽的星辰忽明忽暗地高悬在天际。万幸的是，学术界欠下的账，还必须由学术界来还。高二适先生的同乡后辈南京书画院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曹洋，二十年如一日研究高二适先生，从论文参加全国书法论坛到刊发于《读书》《中国书法》杂志，及至在全国获奖，论著获江苏省社科奖一等奖等等佳绩，再到如今专著《先生，高二适》发表，都让书法界、学术界以及文化界本真地感知了高二适先生。以我从事20多年文化出版工作的角度去理解，高二适必须被重新定义与重新理解，因为他的世界，他的笔墨精神，承受了太多的误解。而面前的这本《先生，高二适》即刻消解了种种盲区和误解，它是一本可读性与学术性俱臻的佳作，为我们深入了解高二适笔墨精神提供了可视的图谱，让我们可以更好地重新理解定义高二适先生。

一、廿载坚守：书斋里的文化传承

曹洋先生对高二适的研究，恰似古砚池中不竭的墨泉，浸润着中国文人特有的治学品格。自2002年始，他系统梳理高二适先生千余件手稿，其中包括信札、诗稿、批注。曹洋先生对高二适的研究，堪称当代学术研究领域中真正鲜见的 “长期主义”典范。二十多年来，他心无旁骛，将全部的精力与热情倾注于高二适研究这一事业之中。这期间，他在书法创作方面同样成绩卓著，其书法作品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赞誉。他18次参加全国性书法赛事并斩获“行草书”最高奖和“兰亭奖”等殊荣。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与名利的诱惑，曹洋先生始终保持初心与定力，他并未去跑关系、走市场，而是选择与青灯黄卷为伴，这种抉择令人想起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文人风骨。他独守书斋，在故纸堆里寻找文化的火种，这种治学态度与历代书法大家书学之道遥相呼应。在当代书坛，商业化和功利化的气息日益浓厚，像曹洋先生这样专注于学术研究、艺术探索，以学养为支撑的书家，愈发显得稀缺与珍贵。他的坚持与执着，犹如一股清流，为当代书坛注入了一股清新而纯粹的力量。

曹洋不仅在书法创作与研究上成果丰硕，且在教学领域同样建树颇丰。他在南京大学等高校从事书法教学长达十多年，他提出的“三生”教育教学理念，深得师生高度认可。在教学过程中，他创造性地构建了“三大笔法体系教学法”，巧妙地将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紧密融合起来。他深知，扎实的书学理论是理解和掌握书法艺术本质的关键所在。因此，他凭借书学理论研究的经验，在教学中深入浅出地引导学生领悟书法的精髓。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使得他的教学效果相当显著。在他的引导示范下，众多学生不仅在书法领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且在书法人生中体验到生命价值、人文情怀、诗性艺术。曹洋成功地将研究、创作、教学融为一体，正是对高二适先生书学之路的一种传承和弘扬。

二、拨云见日：重构高二适的历史定位

《先生，高二适》这部著作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定义高二适在书法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地位。长期以来，高二适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书法领域，其卓越的人格魅力、深沉的家国情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以及深厚的国学底蕴，都被书法光环所掩盖，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事实上，高二适在社会地位上与他同时期诸多名流相比显得极为卑微，新中国成立后他仅仅是一名文史馆馆员，生活清苦，默默无闻，后虽因“兰亭论辩”声名鹊起，但他在书法界和大众领域的地位仍被严重低估，在书法大家的各种排序中，他常常被忽视，似乎难以获得应有的认可。

然而，高二适的书法造诣堪称20世纪真正的翘楚，其学养之深厚与其历史地位之差距令人扼腕喟叹，他高洁的文人风骨与家国情怀更应被万世敬仰，他被奉为20世纪“文化巨匠”绝不为过。他与郭沫若之间关于王羲之《兰亭序》真伪的辩论，充分展现了他不畏权贵、坚守学术良心的高尚品质。这场“兰亭论辩”，高二适凭借自己扎实的学问和坚定的信念，敢于挑战权威，毫不畏惧学术权威，坚决捍卫学术真理。他的这种行为，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理性、自由与公平的执着追求，是真正的文人风骨与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

曹洋以考古学家般的耐心拼接高二适散落的文化碎片：他那泛黄信札里立着校勘家的铁骨，如1974年他在致费在山信“柳集误字讹句，自北宋来，从未有人用力及此也”的快意；批注眉栏间藏着书家的狂狷，如在《兰亭序》批跋“二适，右军以后一人而已”的自信；诗稿残页上淌着诗人的热血，如《孤生痛》中“无情有恨何人见，血染空青骨作柴”的深情。这些珍贵史料构筑起完整的文人宇宙，既有“仰观宇宙之大”的哲思，也有“俯察品类之盛”的温情。曹洋将这些碎片整合，让高二适先生归位于宏大的历史叙事场景中，既彰显了上世纪知识分子的共性，更突显出高二适自我的个性。一个独立于时代的可贵而又可爱的文化人形象跃然纸上。

这部著作虽然已极为翔实地展现了高二适的才华、学养和人文精神，但它仅仅是高二适研究的一个开端。曹洋先生通过此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高二适世界的大门，去发现更多关于高二适和他诗友们的精彩，引导我们走进20世纪知识分子富有迷人魔力的世界。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高二适的史学定位会越来越清晰，他必将和他的同行者一样在历史的星河中光彩耀眼。

三、回归本真：高氏书法生活化理念

在当今书法艺术发展的潮流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书法逐渐陷入了过度追求设计感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误区。许多书法作品过于注重形式上的创新和视觉效果的冲击，而忽视了书法艺术最本质的文化内核和自然书写感。这种趋势导致书法作品显得矫揉造作，失去了中国书法原本应有的质朴和文化属性。

高二适先生的书法生活化思想，为这一困境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在高二适的书法哲学里，砚田笔耕不是艺术表演，而是生命存在的自然流淌。高二适书学实践表明，书法不应仅仅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艺术形式，而应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成为人们表达情感、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其在《杜诗镜铨》封面的题跋：“丙午孟春之月，在齐园楼上重读。”正是书法生活化的生动注脚。生活的日常在高二适笔下也熠熠生辉，他与费在山笔谈毛笔的文史，他给刘墨邨诗赞古井贡酒，他面约学生徐纯原参加端午诗歌雅集，却非留下邀请便条，他要的是一种仪式感，不会做饭的他却亲自下面条，并特赋诗一首为夫人过生日，他手书信札请学生帮忙为小女可可筹办婚事。独居书斋的高老头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但他把笔墨的诗意外溢到烟火人家。曹洋敏锐地觉察到这点，可谓走进高二适先生的灵魂。2005年，在“纪念兰亭论辩四十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上，曹洋提出高先生的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命题。这一命题越来越被大家认可，而且为我们艺术探求提供了新的领地。

作为高二适的研究者，曹洋也在践行高二适先生书法与生活融汇的艺术主张。这种理念在曹洋的书学实践中化作春风细雨，当数字洪流冲刷书写传统，这种将书法复归于日常的坚守，恰似在急流中守护着文化原乡。曹洋深刻理解并一直遵循这一书法底层文化。无论是在教学课堂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笔不离手，将书法融入各种生活化场景中。在教学中，曹洋带领学生进行“书法生活”实验，他引导学生从晨起研墨中体会时光流转，在信札往来间感悟笔墨真情。曹洋自己以身作则，无论是写信、读书笔记还是创作随笔，都用书法的笔触去书写。他众多讲座、教学教案都是用毛笔手书，这是一种自然本真的书写。2021年，他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灯火诗书”个人书法作品展中，50米长的《中国书法史》教案手稿，令人赞叹不已。曹洋通过书法生活化的演绎，书法的自然书写质感得到精彩的呈现，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书法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文化传承。曹洋先生的书学实践，正是对高二适书法生活化的嗣续，为当代书法的发展寻求到一条回归本真的道路，让书法重新找回那份失落的自然与文化归属。

四、校勘为学：高二适对柳宗元研究的突破

尽管高二适与章士钊相约分别研究刘禹锡和柳宗元，高二适在完成自己“分内”任务的同时，似乎没有放弃对柳宗元的钻研，他对柳宗元的校勘工作，堪称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他自信地说：自北宋以来无人及此。他的校勘工作绝非简单的文字正误，而是一场深入而全面的学术探索之旅。在对柳宗元文集的校勘过程中，高二适先生投入了30多年的时间和精力，展现出了非凡的学术毅力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高二适对柳宗元文集的校勘，是真正的文化基因的修复工程。他像手持柳叶刀的良医，在古籍肌理间辨识千年病灶；又如溯流而上的渔父，在文字长河中打捞失落的文明密码。曹洋在书中重现高先生的校勘手稿，他的每一处朱批、每一个注疏都是与古人的精神对谈，每个考证结论都是对文化血脉的重新接续。这种治学精神在《柳宗元文集》校勘案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跨版本比对与历史语境还原，不仅修正句读讹误，更揭示出潜藏的思想脉络。高二适在《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篇校注中，指出：

“乃经工化材”，“化”字讹，应改作“庀”，此字明蒋之翘本不误，蒋本并注云：“‘庀’，诸本皆误作‘化’。”今书改正之。“庀”，具也，又治也。字本《周礼》，音同“庇”。

虽然只是一字之校勘，然可见高先生“校雠如老吏断狱”的严谨。像二十多年校勘刘禹锡文集一样，高二适先生广泛搜集各种与柳宗元相关的资料，包括不同版本的古籍、前人的研究成果、历史文献等。对这些资料，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比对和分析，不仅纠正了文集中的文字错误，更对柳宗元的思想、文风以及作品的历史背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他对柳宗元作品中用词、用典的分析，不乏从文章结构，句式分析，推断柳宗元创作时的心境和意图。

通过对高二适大量的校勘文献梳理，曹洋鲜明地提出“高氏校勘学”，不仅升华高二适在校勘学的史学贡献，而且突出高二适对刘柳尤其对柳宗元的校勘的杰出成就。我们一方面赞叹高先生的学术的寝馈功深，另一方面也由衷感叹曹洋一样在嗣续这种治学精神。

五、学术为公：高二适与章士钊的“笔墨官司”

高二适与章士钊的“刘柳优胜辩”，延续着中国文人“和而不同”的论学传统。这场跨越师生情谊的学术交锋，令人想起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顾炎武与黄宗羲的书信论道，充分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以学术为公的高尚品质。在这场辩论中，尽管高二适的成长与生活得到章士钊的鼎力扶持，特别是在兰亭论辩中章士钊的出场才使论辩得以展开，但高二适并没有因此而在学术问题上有丝毫的妥协和苟且。

对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和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观点，章士钊认为柳胜刘，高二适却不认同，由此师徒俩展开了多年的“刘柳优胜辩”。虽然这场千年笔墨官司到他们这里还是没有结论，但幸运的是他们没有像朱陆自此分道扬镳，他们依然惺惺相惜，章士钊特许之高二适为“诤友”，他们走得更近了。何故如此呢，那是因为他们彼此心存“学术为公”的精神。

曹洋对这段公案的现代阐释，不仅复活了学术公器精神，更为当代学人树起精神镜鉴。在兰亭真伪之辩中，高二适展现的不仅是文人风骨，更是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的学术担当。他驳郭沫若“《兰亭序》非王羲之书”之说时，特别指出：“此乃不啻在帖学上一个大翻身。”这种对文化传承的深刻认知，在曹洋对“兰亭论辩”的文化阐释中，获得了跨时代的回响。

曹洋先生一直强调高二适的“兰亭论辩”并非偶然，正是基于这种“学术为公”的精神。如果说“兰亭论辩”得到“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批示，是学术激活，那么章高的“刘柳优胜辩”是必须也是必然展开的学术论辩。这两场“笔墨官司”所透露出的精神，不仅是高二适个人风骨的入场，更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写照，我们可把这种精神称之为高氏笔墨精神。在当今学术界，功利主义和浮躁之风盛行，高二适与章士钊、高二适与郭沫若之间的学术论辩，对于我们重新树立正确的学术价值观，坚持学术诚信和独立思考，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它提醒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应始终秉持“学术为公”的精神，才能不受个人情感和利益的干扰，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六、诗韵钩沉：构建高二适的诗学体系

曹洋以“甘坐板凳十年冷”的意志，为我们梳理出高二适与韩国均、章士钊、柳诒徵等众诗友往来的诗札，让我们得以聆听20世纪文人之间的心灵和鸣。那些平仄交替的诗行，既是才情的外泄，更是精神的共振。这种以诗证史的研究路径，让书法研究突破技法层面，直抵中国艺术“诗书画印”同源共生的文化本源。在高二适与诗友们的往来诗作中，我们既能触摸到江西诗派的遗韵，也能感受到在文人笔端的时代激荡。

1941年4月，章士钊作诗一首并公开发表，赞高二适诗：“从古诗人定名胜，高亭应比孟亭尊。”这里高亭代指高二适，孟亭代指孟浩然，在章士钊眼里高诗比孟诗更胜一筹。章的诗评基本代表了当时诗界的观点，但时过境迁，高二适的诗歌研究创作究竟如何？曹洋不因循旧说，从高二适诗歌本体入手，将高先生留存的500余诗稿及诗友唱和百余首诗，按创作时间、历史事件、诗歌唱和三维坐标定位，构建起动态的诗学演进图谱。同时从高先生大量诗稿、文稿、信札、各类题跋批注中提炼出他的诗学目标、诗学思想、诗学路径、诗学风格等，由此构建出“高二适诗学体系”。

构建高二适诗学体系，在曹洋眼里不是为体系而进行的主观演绎，而是将固有的散落的高先生诗学色彩重新合成，回归它原有的本色。这个本色就是高二适与他同时代的诗人不同之处，即他把诗学当作经世致用的重要路径，具体的就是“重振江西诗派”，他把个人的文化兴趣纳入中华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由此不少学者指出，高二适当为“江西诗派”现代传人。

曹洋先生构建了高二适诗歌世界的框架。其价值在于，我们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高二适诗学体系，而且窥视到他风神独绝的书法和纵横捭阖的学术背后的厚度和宽度。这一研究成果，为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高二适各个立面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为研究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史料。

七、独树一帜：著述语言的创新融合

《先生，高二适》的独特魅力，还在于曹洋将学术考据化作文化叙事。曹洋的笔触时而如汉简般朴拙凝重，时而似行草般洒脱灵动。他将康定斯基的色彩理论化作解读笔墨的钥匙，用“蓝调时期”类比高二适1940年代的碑学探索；让本雅明的哲学沉思照亮校勘学的幽径，以“灵光消逝”阐释“兰亭论辩”研究的文化价值。书中对高二适书法美学的阐释，既保持传统书论的意象表达，又融入现代艺术批评的理性分析，在跨文化对话中碰撞出新的学术火花。这种跨界的学术书写，恰是高二适“转益多师”精神的再现。

曹洋在《先生，高二适》中的语言风格独树一帜，与传统的学术著作有着显著的区别。在保持学术论述严谨性的基础上，他大胆地运用诗性语言和文学性语言进行个性化表达，开创了此类著作的全新范式，这个新型范式依赖曹洋的“二马一龙”的取法路径。

所谓“一龙”，是指曹洋的语言深深扎根于以《文心雕龙》为中心的古代文论的土壤，汲取了古诗文表达的精华。在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古诗文的韵味与美感在字里行间流淌，仿佛置身于古代文化的场域中，领略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例如，在描述高二适的书法艺术时，其用富有诗意的语言来描绘高二适书法作品的神韵和意境，使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高二适书法的艺术魅力。

所谓“二马”，是指曹洋语言吸收以马克思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思辨思维，使之表达具有一种雄辩的力量和严谨的逻辑结构。这在他论述观点时，能够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地进行阐述，让读者信服，同时思辨言语为他的语言张力提供可循的架构，使他能够从哲学的高度对高二适的艺术和思想进行分析和解读，尤其是运用到“兰亭论辩”文化阐释时，达到文质兼美的效果。

曹洋的语言风格，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文论的表达方式，注重对艺术作品的感悟和体验的传达，更通过有思辨有意味的表达，极大地增强了论述的张力。在阅读过程中，读者既能感受到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又能享受到文学作品带来的美感和愉悦，整个阅读过程充满了乐趣和诗意的回味。

曹洋这部以心血凝成的著作，既是对高二适笔墨精神的礼赞，更是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嗣续。当我们在电子屏幕前匆忙滑动指尖时，曹洋用二十多年光阴写就这份坚守，从这个意义上看，曹洋的耕耘就是高二适笔墨精神的回响。所有这些提示着我们：有些文明密码需要慢火细焙，有些文化基因值得用生命守护。在传统与现代的裂谷间，《先生，高二适》以其学术深度与人文温度，为当代书学研究树立了新的标高。它不仅重塑了高二适的历史形象，更在思维方式层面为传统文化研究开辟了新径——唯有将个体融入华夏文化体系，将文化体验注入公器精神，方能让故纸堆里的文字真正活起来，在当代文化土壤中萌芽生长。当我们细读书中那些泛黄信札上的斑驳墨迹，触摸的不仅是过往岁月的余温，更是文明传承的永恒心跳。

（作者系中信出版集团原副总裁，专栏作家）